这就需要认真对待引发风险的3大要素——角色约束、竞争倾向与行政主导。
在司法改革措施中，那些未触及深层问题的改革推动迅速、成效显著，而那些涉及深层问题的则进展缓慢。[6] 美国学者杜赞奇则把内卷化扩展适用到政治学领域，用以解释[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
治理内卷化风险，必须打破角色约束，避免将司法改革作为缓解体制改革压力的制度性工具，并从制度上充分回应司法需求。然而，这种发展的成效并不均衡——部分领域成效好，部分领域成效差。首先，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制度支撑尤其是顶层制度支撑明显增强。四、我国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 自本轮司法改革以来，决策者通过强化顶层规划、破除体制约束、坚持司法规律、推动有序试点等方式，有力地提升了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与权威性。随着成效失衡现象的加剧，司法改革的整体投入产出比就会由边际递增逐步向边际维持、边际递减甚至是无边际效用过渡。
[46]地方司法机关一把手在承包时又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推动。法官员额制、法官遴选、法官等级制、书记员、法官助理等曾经遭遇顶层体制制约的改革内容都配套以中央层面的改革文件。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应当基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这一框架，[22]结合行政处罚的特点逐次推敲各个阶层的内涵与判准，明确其与犯罪论体系的异与同。
而对处于中间地带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可比照与之相对的犯罪构成，但要注意行为次数、手段样态、对象个数、结果多少和轻重等因素的不同。该观点认为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具有特殊性，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与犯罪之构成存在质的区别。最为主要的理由在于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1款明确规定了阶层论，也即违反秩序行为之构成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之构成要件（TatbestandsmaBigkeit）、具有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和可非难性（Vorwerfbarkeit）。[37]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第10页。
2005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7条第1项将之以明文规定，即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徐继敏主编：《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2页。
立法与学说的缺位，导致执法和司法裁判中往往照本宣科，将案涉特别处罚规范作为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唯一依据，缺乏总则意识。该观点实则混淆了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与量罚。姑且不论行政处罚情形是否较刑罚更为复杂，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做出的具有法律评价意义的行为均应当是有意识的，只是意识的形成过程不尽相同。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32]违法阻却判断的本质是法益权衡。2.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得以使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具备阶次性。有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学界存在直接援引说、[1]参照说、[2]自创说[3]等诸多观点。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8]有学者主张参照阶层论。当前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论体系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提供参照。
张明楷：《行为结构与犯罪构成体系——兼谈行为科学与刑法学的区别》，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第37页。行政法院1973年度第30号判例称行政罚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责任条件。
于是，实践中引发了很多疑问，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过错是量罚情节还是构成要件，《刑法》中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出罪事由能否适用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27]由此可见，刑法法益的根本是个人法益。[18]要件论与阶层论是犯罪论体系的两种主要学说。假设行为人饮酒后回家，发现家人突发疾病，身边无人可驾车送医，而由于居住地偏远，急救车无法及时到达。讨论焦点集中在：继续延续客观归责还是转向责任主义？若转向责任主义，应当以故意为原则还是以过失为原则？过错可否推定？这些讨论对于建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有责性阶层同样关键。以阶层论犯罪构成体系为例，首先，构成要件该当性源于对罪刑法定主义的贯彻。
（三）有责性：以过失为常态、过失得以推定 有责性阶层通常包括责任条件和责任能力。从域内外行政处罚实践来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多基于过失。
此时若参照要件论，一旦符合案涉特别处罚规范规定的构成事实且有过错，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即构成。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诚如刑法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原则和责任主义确立了如上宪法原则及理念，行政处罚立法亦通过处罚法定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及责任条款将宪法原则及理念予以具体化。这一区别是否会导致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差异？行为主体和行为是一切行为规范都必须具备的构成要素，亦应纳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考量，否则将落入主观归责的窠臼。
过错如何认定抑或过错能否推定，是有责性阶层需讨论的另一重点问题。[28]以上论证过于抽象和笼统，由此演绎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无法体现违法阻却的普遍规律。当无法益侵害或危险时，则不存在犯罪。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7页。
[41]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第11页。肖金明：《行政处罚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有学者主张，与刑法相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件也应以故意为原则。现行《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过错原则，但仍未规定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性阻却事由。
以上论述亦可解释为何当前我国绝大部分特别行政处罚规范并未包含危害结果要件。[30]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
[11]犯罪论体系是对犯罪构成的教义学诠释，犯罪论体系使有关刑罚权的宪法性要求得到践行。[14]率先建构而成且在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一定共识的犯罪论体系，得以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提供参照和样本。参见袁曙宏：《论行政处罚的实施》，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第46页。大部分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并无质的差别，应当遵循共同的惩罚原理。
相较而言，行政机关，尤其是处于二元结构中的公安机关，对判定应受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能否运用犯罪构成要件，困惑不已。然而，刑法强调对具体法益或者个人法益的保护。
（三）特殊性并非参照的阻碍 从现有讨论来看，很多学者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特殊性为由否认犯罪论体系的可参照性。[19]参见陈兴良：《犯罪构成的体系性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3期，第58-59页。
现行《行政处罚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处罚法定原则，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化。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而言，亦应进行实质违法性判断，同样需要权衡行为对应的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的轻重有无。